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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晚期的文化特质及其首饰的繁荣
文/张继宗 

明皇后像

明中晚期的文化特质

明初宗法专制主义笼罩和窒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活力,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派灰暗沉闷的现象。明代中晚期新的文化因素的萌动,首先映现社会风尚的迁变上。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的“简质”风尚,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生活尚美向奢,“以俭为鄙”。

明仕女图

明代社会风谷的大变动,无疑出现于明时晚期。如果对明代的思想、文化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明朝的思想之新颖、视野之开阔、兴趣之广泛,都是前无古人的。从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行为特征诸方面加以研究,成化以后的文化可以概括为奇、新、博、变四大特质。
一、奇。奇者,怪也。生活在明后期时代之人不仅思想怪诞,而且行事也极诡谲,有一种怪模怪样的情趣。这种特质体观在城市风尚上,就是表现为由俭朴趋向新奇。
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科举文章以朱子学说为准绳。但在晚明,天下文士,大多“务怪逞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投时好,就不可能取汲青紫。晚明是怪人辈出、奇事常兴的时代。如王艮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古服,怪诞不经,专以危言耸人听闻。
 弘治、正德年间,人性初步复苏,在江南才子中出现了“狂简”的人物性格。明代中期以后的狂人,往往轻视古人,鄙视圣贤,自高自大。

在江淮之间,有些人专门结成“哭社”,聚在一起,“必把袂痛泣,谬效杞人,为世道悲”。明晚出现的怪诞意识不一定是新意识,但怪诞无疑是新颖的前奏。怪诞意识正好走出了突破旧观念的第一步。

明皇后凤冠

二、新。在明中晚期,尤其是晚期,普遍存在着一股追求新奇之风。李贽、谢肇淛、袁中道这些人完全从新的价值观念出发,提出一些崭新的观念。如李贽肯定了人们追救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要求尊重这种合理性,从而在人性论中融会了功利的思想。他在《藏书》、《续藏书》里,对战国至元的800名历史人物,以及明神宗以前明代400名人物进行了品评。在这些译语中,无不体现了重功利这样一种价值观念。换言之,李贽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传统的说法,对某些历史人物给以新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评价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发生了某种变化,萌生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因素,即要以“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

中晚明文化之“新”,还体现在小说,戏曲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普遍为市民阶层所接受。将《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六经”、子史等论齐观,正说明了晚明文化的活跃与开放。

明孝陵佚名墓出土的金凤钗

三、博。明人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都是亘古未有的。于是,广博、开阔也构成了中晚明文化“博”的特质。
与一些理学家固于空谈心性的积习正好相反,自从明代中期实学思潮崛起以后,实学思想家的兴趣就相当广泛。有些人是文武兼备,有些人在精通经学的同时,还涉猎医学,有些人更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作为终生的嗜好。文学家屠隆也著有一部《茶箋》,专述品茶之法,从茶的产地,一直讲到采茶、茶具、煮茶的柴薪,一应俱全。身为政治家的赵南星,兴趣也很广泛,大病之后,注意本草之学,写成《上医本草》这样一部营养学著作。

生活在晚明时代的人们不仅博古通今,而且在知识结构上作了横向的开拓,将视野开阔到广博的世界,接受了西学知识。谢肇淛通过对西学的接触,已开始放眼世界,斥责旧式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的分野说,打破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论。

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妃墓出土的镶宝金镯

四、变。理学家所百般崇尚的神话式的三代至治,在程朱理学一统的气氛下,保守、守成、僵化是他们行事的一贯准则。这种守旧的思维方式,其结果是把人们的视野引向迷惘不清的上古时代,最后造成思维模式的僵化不变。

随着明代中时以后诸子学说的复兴,实学思想家在思维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变”。他们讲“时会”,重变化,突破了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形成为进化的政治观以及文学观。“泥古”还是“达变”,这是区别当时理学家与实学思想家最好的标准。理学家贵耳贱目,非今是古,在他们眼里,周治是“治平之极”,无以复加。实学思想家一反旧儒的“是古”之说,正确地解决了“古”与“今”、“理”与“数”、“道”与“情”这几对矛盾,主张:“博古者贵通今,明理者贵达数,知道者贵治情”。“通今”实为重视时间;“达数”实为“度数”;“治情”乃是重视客观环境。

金花簪

怪诞、新颖、广博、变化,不仅仅是中晚明文化的基本特质,而且其影响已经渗透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与习俗之中,乃至士民的首饰佩戴。使中晚明的社会风尚习俗更趋多姿多彩,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点。明代的首饰大体继承了前代的样式,但她的繁荣是空前的。


明中晚期的首饰的繁荣

据刘熙《释名》,所谓首饰,原本是指头上的装饰品,兼男女言之。后则专指妇女头饰、臂钏、指环之类,通称首饰。据抄没的严嵩家产清单可知,明代首饰种类大体可以分为头箍、围髻 、耳环、耳坠、坠胸、金簪、镯钏、帽顶、绦环、绦钩之类,至于首饰的花样、质地,就更丰富了。在明代,首饰质地,或金或银,最被看重的用来首饰镶嵌的宝石,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腊、金雅、鹘石、蜡子、珊瑚等,这些均因太珍贵,除了见诸皇家或富贵人家之外,在民间一般很少见到。民间最常用的首饰镶嵌物是琥珀、玛瑙。至明末,形成了一股崇尚珍珠首饰的风气。富贵人家以多珠为荣,而贫穷人家以无珠为耻,甚至出现了“金子不如珠子”的说法。

江西南昌宁靖夫人吴氏墓出土的金耳坠

妇女臂上首饰,称为“手镯”。《周礼》说“鼓人以金镯击鼓”,所指即此。古之镯形如小钟,原本是敲击之物,后沿用为妇女手臂的饰物。明代妇女臂上首饰,又称“臂钗”、“臂环”、“条脱”、“条达”、“跳脱”。

金缠臂

环珮,俗名“坠胸”,又称“坠领”。大抵用金丝结成花珠,有时也用珠玉、宝石、钟铃等物,贯穿成列,施于当胸。此外,还有用玉作珮,系在身上,走起路来声音叮当,称为“禁步”。换言之,就是要使妇女走路舒缓,符合礼教规范。这些相当于古人所说的“杂珮”。

凤纹金坠子

用金、玉追炼束于指间,称为“戒指”。又用金丝绕而箍之,称为“缠子”。古人称,俗用金银为环,贯于指间,称为“戒指”,又称“手记”。这种首饰,由来已久,原本是宫中后妃进御君主的一种记录和标记, 后来  变为男女共用的首饰。明代妇女也用戒指作为装饰。明朱之瑜到了日本,曾向日本人介绍戒指这种首饰。

江西南昌宁靖夫人吴氏墓出土的金钿花、金戒指

“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一旦暴富,就可以逾越等级名分,这就是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繁荣在首饰等级制度上对传统等级制度的有力冲击。可以说,明中晚期的首饰繁荣是这一时期文化特质的直接礼物。
男子首饰的成熟是明中晚期饰品繁荣的一个标志。根据明代的一幅《牛叟先生游泮阁》,可知明代读书人入学成为秀才以后的打扮。图中所描摹的是阎修龄在崇祯八年入学的情景:“方巾襕衫,树二金花于首,乘白马,前有彩旗,后张黄盖。”西班牙人拉达也对读书人中了秀才以后的穿着打扮有下面的记述:“他们在他耳上戴两朵银花,让他骑马簇拥着穿过城镇,前有旌旗和乐人。”可见,方巾、金花(或银花)是一般秀才士子的发饰。
明代男子首饰,头上有帽及其装饰之物帽顶,束发之网巾、插簪;项上有各种金牌;腰上所系,有种带、绦环、荷包。明代万历年间,学道在巡视浙江湖州府时,也发现一些生员“俱红丝束发、口脂面药”,可见,明代的读书人是以红绳作为发饰,而且也有化妆的习惯。
以鲜花为饰,是明代中晚期饰物的一个特色。明代妇女饰发之物,各有不同。在明宫后妃中,流行用花插头,作为时髦的装饰品。如崇祯帝之后周皇后就喜用茉莉花制成簪形,戴在头上。每天清晨她“摘花簇成形,缀于鬟髻”。宫人不仅用天然之花作为头上的装饰物,而且还剪彩为花,以此作为首饰。
以花作为首饰,这在民间也相当盛行。如茉莉花,民间女子就“穿为首饰”。
除花之外,明宫之眷还用揪叶作为首饰。每当春日,宫娥还头戴“闹蛾”,“掠风撩草,须翅生动”。据考查,所谓“闹蛾”,就是逮蝴蝶,戴在头上,作为饰物。有时闹蛾又用真草虫制成,中间夹杂葫芦形状,如菀石一般大,称作“草里金”,一枝可值二三十两银子。

以假髻为饰,是明中晚期首饰的又一特色。妇女头饰,戴在头发上的,有冠、丫髻、云髻,俗称“假髻”。所谓假髻,其实是妇女的一种首饰,用头发制作,又称“假头”。假髻始于汉晋之“大手髻”,也即唐人所谓的“义髻”。其制用铁丝制成圜,外面用头发编织,高相当于髻的一半,罩于髻上,再用簪别之,一些天生头发不美甚至秃发之女,更是希望通过假头以掩饰自己的缺陷。明代妇女用假头作装饰,更多的还是反映了一种时尚。

 传明仇英《六十仕女图》局部  

珠箍是明代妇女的一种特殊发饰,原本仅为如命妇这样的贵者所用,如上述严崇家被抄没时,所列家产清单中就有金镶珠宝头箍,玉花头箍等,就是很好的例证。但随后就起了变化,一般妇女以及长班、教坊等的妇人外出,也一概戴珠箍。
花魇,值得一提的是,南京的长江水面生产一种名贵的鱼种,称鮙鱼,在明代是贡品,此鱼的鱼鳞,色如银,鲜明可爱。南京的妇女就用鱼鳞贴在脸上作“花魇”。这显然是一种独特的面妆。
扇坠,在唐以前尚未出现,大体是宋以后的产物,晚明,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妇女,无不随身带着扇子,而且用囊装成,天下通用扇坠,在北京更是合香制作扇坠,在夏天时用它来辟臭秽。

明吴伟《仕女图》中的村妇 



参考资料:
1、《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陈宝良著  杭州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2、《中华文化史》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第3版
3、《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陈宝良、王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年2月第1版。
4、《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4月第1版